当前全球经济走势难测，应关注九大因素：一，全球政治经济风险在加大；二，全球化进程遭遇强劲逆风；三，世界经济面临“三元风险”；四，全球金融风险在累积；五，新兴市场结构性失衡风险在加大；六，全球产能过剩与国际产能合作并存；七，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在曲折中前行；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九，全球经济合作竞争出现新趋势。
　　
　　稍早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全球经济已陷入“低增长陷阱”，国际货币基金（IMF）称全球经济面临“广泛的停滞风险”，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长萨默斯表示，全球经济处于“长期性停滞”。就今年来看，美国特朗普新政会有怎样的取向更是全球不确定性风险的一大不可测因素。
　　
　　全球政治经济风险在加大
　　
　　美国特朗普政府未来政策指向存在若干不确定性，将加大2017年全球政治的不稳定。而英国启动脱欧谈判，其每一轮谈判都会对世界经济有影响。另外，法意德是否会出现英国那样的黑天鹅事件？韩国、巴西等国家政局不稳，多个热点地区矛盾激化。整体来看，全球政治经济风险正在上升。对此类风险要高度警惕、持续关注。
　　
　　全球化进程遭遇强劲逆风
　　
　　1．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较量
　　
　　当前全球化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其未来趋势可能会继续，也可能会逆转。
　　
　　就本轮经济全球化而言，它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到2001年，全球人均GDP的年均增速2.7%；第二个阶段是从2002年到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8.8%；第三个阶段是从2009年到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从受益情况看，从普遍享有全球开放的红利，转向全球性繁荣，再转到当下的全球化红利大幅度下降，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2．传统全球化向新型全球化转型
　　
　　传统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推动的，受益者是那些跨国公司，而不是发达国家中的普通民众，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民众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诉求。目前，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着全球经济进入新的转型阶段。走向包容、普惠、共享的新型全球化正在兴起。
　　
　　世界经济面临“三元风险”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报告，世界经济长期面临全球生产率减速、全球债务水平高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空间变小的“三元风险”的威胁。
　　
　　第一，全球劳动生产率下降是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若以2000年至2005年的年均全球劳动生产率为基准，2015年全球生产率约为基准的七成。发达经济体更降至基准的33%，新兴经济体情况较好，但也仅是基准的84%。
　　
　　全要素生产率停滞原因。全球劳动生产率停滞原因包括技术创新被忽视，全球投资放缓，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全球资本过剩，全球人口结构恶化等。这些因素导致投入产出效率降低和资本效率降低。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尚未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是6.9%，标志着在新世纪伊始全球人口已接近老龄化社会水平，2015年该比例上升到8.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16.2%。另一方面，0-14岁人口比重不同程度出现下降。全球性的人口困局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需提高研发投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指出，过去120年美国人均产出每年增长约2%。今后120年的增长率可能变成1%，甚至更低。旧金山联储的弗纳尔德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查尔斯·琼斯的研究表明，提高或维持生产率水平需要提高对研发的投入。
　　
　　第二，全球债务水平高企。根据IMF和BIS数据，截至2015年末，全球债务总额高达144.97万亿美元，相比2007年末的105.21万亿美元增长37.8%。其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一般政府债务水平均有所上升。IMF预测，2016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一般政府债务水平将进一步上升至107.5%和47.2%。此外，欧元区的实际债务风险加大。全球债务风险累积将对世界金融和经济稳定造成威胁。
　　
　　新兴经济体债务风险加大。IMF预测，2021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风险扩大至51.9%。按照BIS关于非金融领域的全球债务三大部门：一般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债、家庭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来看，2007年至2015年，全球一般政府和非金融企业都在加杠杆，债务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其中，发达国家一般政府债务增速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企业债风险加大趋势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已开始逐步去杠杆，但新兴经济体的杠杆却迅速增加。从家庭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来看，全球家庭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51.74%缩小至2015年的50.41%。其中，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逐步减小，新兴市场经济体却继续增加。
　　
　　第三，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空间变小。从短期看，全球超高债务水平和负利率政策导致全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空间变小。从中长期看，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协调难度加大。
　　
　　下一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要考虑外溢效应。一是要考虑特朗普激进改革政策的影响；二是应考虑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三是考虑全球负利率的影响；四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全球金融风险在累积
　　
　　全球金融稳定面临八大新风险。一是美国特朗普当选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二是美联储加息风险；三是美元货币市场融资成本上升，LIBOR利率走高；四是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风险；五是负利率风险；六是新兴市场高杠杆风险；七是国际资本流动格局逆转风险；八是银行业风险。
　　
　　新兴市场结构性失衡风险在加大
　　
　　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升；2013年开始呈现减弱趋势，而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2014年和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分别为39.49%和39.46%，出现小幅下滑；反观发达经济体则为60.51%和60.54%，出现小幅上升。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出现分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连续五年放缓，未来五年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4%—5%的历史低位。其中产油国受到的冲击最大，其次是其他的大宗商品出口国。2015年产油国GDP增速由6%以上下降到了3%以下，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GDP从5.5%下降到了4.5%，其他多元化出口国的增速还维持在6%以上，不过也较2014年有所下降。
　　
　　新兴市场出口增速大幅下滑。受全球外需疲软的影响，2011—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口增速连续五年大幅下滑，从8.1%降至1.1%。
　　
　　新兴市场投资率大幅上升，企业债风险加大。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率由23%上升至2015年的33%。投资率过高增加银行呆坏账风险，新兴市场的企业债风险加大。
　　
　　新兴经济流动性风险上升。全球FDI在2012-2014年连续三年呈下滑趋势，2014年出现11%的降幅，2015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FDI规模首次超过发展中国家。全球资本流动的拐点性变化，带来了全球汇率、利率、价格的剧烈波动，加大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风险。
　　
　　全球产能过剩与国际产能合作并存
　　
　　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低迷和全球市场需求萎缩，造成全球制造业以及原油、金属等多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已成为“去产能”的重点行业。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举多得、三方共赢”的事情。有过剩、也有短缺，可以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实现由过剩端向短缺端移动，达到资源配置再平衡。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和改善基础设施的需求，以及中国装备制造产能和较高的性价比，开展三方合作，实现“一举多得、三方共赢”。
　　
　　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在曲折中前行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反思。第一次工业革命200多年来，现代化进程加速，人类发展进入空前繁荣时代。然而现代化造成的生态灾难、高碳污染等问题，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引发了人类对现代化模式的反思。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谁应该为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恶化问题负责？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应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早期发展忽视了环境污染导致环境恶化，现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起来，已经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改善和提高发展水平。发展中国家应配合与发达国家合作，为全球低碳绿色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新阶段。进入21世纪，低碳和绿色发展逐步成为全球共识和大势所趋。2016年9月G20杭州发峰会将“绿色金融”纳入会议主题，11月初《巴黎协定》正式生效，11月中旬正式开启落实行动，这表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快车道。
　　
　　世界各国均已提出2020年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目前，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42%。美国承诺到2025年温室气体比2005年减少26%到28%。中国力争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30年左右开始减少，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欧盟决定到203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比1990年减少40%。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也都承诺了减排目标。
　　
　　全球低碳和绿色经济发展新趋势。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竞争激烈，各国纷纷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制定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以抢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领导者地位，谋求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领跑者，追求全球低碳技术的制高点，追求全球绿色贸易标准的制定者，寻求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下新话语权。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出现了一些无序的和碎片化的现象。全球治理体系在对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需要进行框架外协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如下风险，需要积极管控，多加防范。
　　
　　全球金融治理架构严重缺失导致系统性风险。当前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中没有像WTO这样的机制性框架，当出现问题时难以有效的进行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
　　
　　首先，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资本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国际资本大规模流进流出，引发全球金融周期变化。
　　
　　其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受到了救助，会进一步滋生“道德风险”。
　　
　　再次，主权债务重组问题，全球并没有一个有效的重组方案和治理的模式。
　　
　　最后，长期融资问题，全球对于长期发展融资和公共产品融资并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制度设计。
　　
　　全球贸易治理碎片化与区域贸易协议分散化阻碍全球贸易增长。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放缓，贸易创造能力下降，多边贸易谈判进展受阻，而各类区域贸易协定也导致全球贸易合作变得更为分散化。
　　
　　当前，全球范围内有3000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导致全球市场变得更加割裂、分散。此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抑制了世界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如何构建新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促进全球更加开放的贸易与投资尤为重要。
　　
　　全球投资保护主义盛行。当前，新兴经济体的海外投资会遇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安全审查”，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一些政府监管，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外来投资，形成投资保护主义。从完善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应该加快启动全球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全球治理改革取得新进展。框架外协调包括推动G20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推动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普惠、包容发展成为主题。
　　
　　G20杭州峰会实现全球治理新突破。一是治理结构更包容，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二是治理视角更优化，G20进一步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三是治理方式更务实，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提升。由中国主导成立的“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以及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新兴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搭建了一个“共建”的平台。
　　
　　全球经济合作竞争出现新趋势
　　
　　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中国要把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要继续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大势。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完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合作，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
　　
　　如，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投行、丝路基金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大力推动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大力推动扩大内需、消费和进口，为全球经济创造有效需求。
　　
　　加强中美对话沟通和政策协调应对特朗普新政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特朗普在关税、汇率操纵、重振制造业、货币政策走向、气候谈判成果等五方面不可预测的政策选择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中国的应对举措，一是加强与美国的沟通，二是通过WTO机制展开磋商，三是推动国内内需继续增长，扩大进口，四是积极掌握绿色发展的国际话语权，引领全球绿色发展。
　　
　　推动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与政策协调。经济发展趋势的分化与复苏的“不均衡”，加剧了世界经济不平衡，使未来面临更大复杂性和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应呼吁各国加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对内推进结构性改革，对外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重回增长轨道。
　　
　　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目前中国正在推进结构性改革，计划用五年时间化解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通过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以市场化的债转股等手段，逐步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力支持现代服务业、互联网经济、高端制造业等的发展，培育增长新动能。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防范外部金融的不利环境给中国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是注意严防短期投机资本进出；二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三是防范中国企业债违约风险和房地产债务风险。建立应对危机快速反应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韩、中澳、中欧以及亚太自贸区等多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等区域合作机制。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推进双向开放、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等。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支持企业根植本土、全球发展，打造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新优势。一方面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着力提高产能装备的质量和水平，更好的满足合作方需求，为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应以国际产能合作为平台，努力优化全球创新要素和资源能源的配置。
　　
　　努力推动低碳绿色发展。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义务。按照承诺的目标，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推进低碳绿色发展，为促进全球低碳绿色发展做出最大的努力。同时，与各方携手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加大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力度。要发挥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进程领导者作用，积极掌握推动气候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主动参与、引领全球绿色贸易规则的制定，全球绿色金融债券市场发展等。